在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，有些人的资历和职务看似不低，但在评级授衔时，却未必能获得相应的高职。例如，许多曾与谭友林并肩作战的红二方面军老战友，就曾为他争取过更高的军衔。
谭友林是一位军政双重背景的将领。早在土地革命时期，他便活跃于政治工作，曾担任红二军团的师政委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也在新四军担任旅长。而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，谭友林则担任了副军长一职。
提到红二军团，许多人会联想到贺炳炎、王尚荣、黄新廷、杨秀山等一批赫赫有名的战将。这些人的资历相当，互有差距，而谭友林的经历也不逊色。他参军初期，曾在警卫营担任通讯员、宣传员和警卫员等职务。早期的晋升速度并不明显，主要是在基层做实事，积累经验。
展开剩余71%到了1934年，红二军团面临了一个重大的转折。这不仅是外部的战争压力，更是内部的变革。当时，红三军成功西渡乌江，进入贵州。此时，部队撤销了政治机关。然而，贺炳炎、关向应、卢冬生等领导人坚持认为，必须恢复政治机关，开辟新根据地，反对无序游荡。此举最终促成了黔东苏区的建立。
然而，当时愿意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寥寥无几。许多人不愿意从事这一工作，经过关向应等人的细致思想工作，政治机关才得以逐步恢复。谭友林也因此从政治部的青年干事调任了独立营的教导员。由于部队缺乏政工干部，他的职务逐步上升，从营到团政委，再到师政委。这种晋升轨迹与廖汉生相似，廖在1933年加入红军后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晋升为师政委。
在1936年红二方面军成立时，谭友林继续担任师政委。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他并未立即投入战斗，而是先在抗日大学学习了几个月，直到学业完成后才投入到战斗中。1938年，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四支队的副政治部主任，相当于旅副政委的职务。
1940年，谭友林从政工岗位调任军事指挥员，先后担任了六旅、十二旅的旅长。然而，仅仅不到一年后，他就被调往延安党校学习，接下来四年大多在后方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新四军并入华中部队，而谭友林原本应该调任纵队政委。由于东北局势的变化，许多延安干部被调往东北，他也被派往东北担任松江军区四分区司令员，后期又调任359旅副旅长。
让很多人不解的是，尽管谭友林早在1940年便担任了旅长，战后他不仅未能晋升，反而还被降职使用。359旅在抗战后期被一分为二，王震率领主力改编为南下支队，转战鄂豫皖湘赣粤等地，最终回到吕梁进行整编，扩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。而359旅的另一部分则改编为南下第二支队，途经东北并恢复了359旅的番号，后期则负责后方剿匪任务。尽管这支部队战斗力强，经验丰富，但在东北战场初期并未承担主力任务。
1948年，359旅改编为独立第二师，谭友林担任了师政委。随后，部队改编为12纵，他继续担任师政委，并于1949年升任副军长。按理说，谭友林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足以与中将相匹配。然而，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的职务晋升却相对缓慢，长时间担任师级职务，未能晋升至正军职。
1952年，军队评级时，主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职务来进行评定。由于谭友林始终担任副军职，因此他最终被评定为副军级。而根据1955年的授衔标准，他并不符合中将的条件。中将的标准至少要求担任正军级职务，而他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处于副军级。
即使如此，当他的老战友和领导得知他军衔较低时，还是曾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情况，包括萧克、王震和贺炳炎等人。然而，最终这一军衔评定并没有改变。对于谭友林来说，军衔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相比于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战友们，他已经感到足够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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